最近堪称华为的艰难时刻。

　　12月10日，就在孟晚舟事件持续发酵之时，日本出台了一个新的政府采购规定，又一个国家或将对华为关上大门。

　　当天，日本首相官邸召开各府省厅网络攻击对策负责人出席的会议，决定将一些产品排除出政府采购清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随后在记者会上表示，不采购可能被植入窃取、破坏信息和令信息系统停止等恶意功能的设备，并非针对特定的企业和设备。

　　虽然日方没有直接点名华为，但结合此前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对华为的禁令，以及日本政府之前也表示过将考虑禁止中国华为和中兴的产品，因此观察家普遍认为，日方的决定事实上已经将华为和中兴的产品排除在了政府采购清单之外。

　　在当天中国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回应这个问题时说，中方此前已通过外交渠道同日方进行了沟通。他还表示：“中方将对日方有关规定的执行情况保持密切关注。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在日本的正常经营活动不能受到任何歧视性对待。”

　　此前，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已相继对华为发出禁令。同为“五眼情报联盟”成员国的英国已向另一大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中兴通讯发布禁令，目前正面临着是否对华为采取类似做法的压力。而加拿大应美方要求，于12月1日拘押了华为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行为，也让该国政府面临两难境地。

　　走出国门20年后，已经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公司”的华为，正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考验。

　　“走出去是为了活下去”

　　成立于1987年的华为，从代理香港公司产品起家，逐渐开始自主开发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单一产品的持续开发与生产，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销售策略，以低成本的方式迅速抢占市场，公司规模不断扩大。

　　到1995年，华为的销售规模已经达到15亿元，员工数量也达到800人，成为全国电子行业百强排名第26位的民营企业。但由于中国国内电信设备市场的总体发展速度放缓，华为在传统的程控交换机领域的利润被吞蚀，面临着空前的竞争压力，而市场需求也开始出现多元化。

　　“‘走出去’是为了活下去！”华为副董事长郭平曾在2012年的一次会议上这样解释华为“走出去”的内在动力。据他介绍，1998年的时候，国内电信运营商正在酝酿第一次重组，几个运营商都在忙内部重组，“谁都不订货，我们的产品和设备卖不出去，所以逼迫我们往外走，找市场。”

　　1998年，华为“走出去”的首选市场就是俄罗斯，用郭平的话说，“两眼一抹黑”，只能从了解客户开始，做好充分调研，等待进入的时机。

　　那时候海外电信市场竞争激烈，最初的几年异常艰辛，几乎没有什么回报，但华为坚持了下来。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为华为带来了机遇——当时所有的西方公司都撤走了，坚守的华为获得了市场，也拿到在俄罗斯的第一单合同，约16亿美元。

　　这一阶段，华为在海外市场的拓展依然采用“农村包围城市”战略，选择从发展中国家开始做起，以低成本战略，逐步将产品打入到发达国家市场。

　　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曾说过，在全球电信投资里，大约30%在北美，30%在欧洲，“面对巨大的市场，如果不尽快使我们产品全球覆盖，那就是投资的浪费、机会的浪费。”

　　于是，华为开始寻求打入欧美市场的机会，首先从通过各地苛刻的认证开始。郭平清楚地记得，2003年，华为打算进入欧美市场，第一站就是英国，但必须接受英国电信(BT)的认证，没想到这一过程历时近两年，甚至严苛到连华为供应商宿舍的生活环境，认证主管都要亲自去看一下，“因为这是BT的社会责任”。

　　2005年，华为成为BT首选的21世纪网络供应商，为BT的21世纪网络提供多业务网络接入部件和传输设备。

　　而在此前一年，华为已经实现在欧洲的首次重大突破，获得荷兰运营商Telfort价值超过2500万美元的合同。

　　“国际化的过程，意味着你的一切商业活动都要按照国际规则来进行，要按照国际化的要求来完善内部体系的建设，在规则上一定要遵守客户认证的要求。”郭平表示，在整个过程中为客户创造价值，是华为国际化得以成功的根本。2005年，华为的海外合同销售额首次超过国内合同销售额。

　　“华为是中国少有的愿意去了解全球的技术治理机制，熟悉全球专利制度和电信标准技术制度，与技术治理的利益相关方有很好的互动，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超越现有治理机制的一个公司。”清华大学全球产业4.5研究院副院长、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副主任朱恒源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评价。

　　在朱恒源看来，中国建设全球化的过程，是进入商业市场的全球化过程，所有人都需要适应，不仅包括接纳在中国全球化的外国企业，也包括想要全球化的中国企业。但是，主导全球的话语体系是欧美发达国家建立的，要在这个体系里崛起、发展、为自己争取空间，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学会用别人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个语言首先是英语，其次是规则。

　　“我们一定要通过技术的发展去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技术的规则是内嵌于社会规则中的，否则技术将一文不值。”朱恒源说。

华为英国公司成立于2001年，总部位于伦敦附近的雷丁，业务遍及英国各地。图/新华社

　　“全球公司”

　　根据华为2017年年报，目前华为业务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世界1/3以上的人口。2017年，华为销售收入实现6036.21亿元，其中，受益于企业业务数字化转型加速和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的提升，欧洲、中东、非洲地区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1638.54亿元，同比增长4.7%；亚太地区实现销售收入744.27亿元，同比增长10.3%。只有美洲区域受拉丁美洲运营商业务市场投资周期波动影响，销售收入有所下滑，为人民币392.85亿元。

　　华为的业务主要分为三大部分，运营商业务、企业业务和消费者业务，分别占2017年销售收入的49.3%、9.1%和39.3%，而全球化业务也主要是围绕这三大部分开展。

　　在运营商业务中，5G开始步入商用部署，loT(物联网)、视频、云等被广泛应用，2017年，在运营商业务中，华为实现销售收入2978.38亿元，同比增长2.5%。

　　来自华为的数据显示，2017年，华为已在全球十余个城市与30多家领先运营商进行5G预商用测试，性能全面超越国际电信联盟(ITU)要求，在全球签署超过350个NFV(网络功能虚拟化)和380个SDN(软件定义网络)商用合同，超过30个CloudAIR 无线空口云化商用网络和超过50万个loT基站。全球运营商固定视频用户超过1.9亿，移动视频的活跃用户数达到14亿。

　　在企业业务中，目前有197家世界500强企业、45家世界100强企业选择华为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合作伙伴。2017年，华为企业业务实现销售收入549.48亿元，同比增长35.1%。

　　2017年。华为消费者业务销售收入人民币2372.49亿元，华为智能手机全球市场份额突破10%，居全球前三，全球品牌知名度从81%提升到86%。截至2017年12月，华为在全球建立零售阵地超过45000家，同比增长近10%。

　　根据华为官网信息，目前，华为在全球有60个分支机构，其中非洲4个，亚太地区14个，欧洲24个，拉丁美洲8个，中东8个，北美2个。

　　除了分支机构外，华为还在世界各地建立研发中心。1999年，华为在印度班加罗尔设立研发中心。第二年，又将另一个海外研发中心设在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到2001年，华为在美国设立全球第四个研发中心，并加入国际电信联盟(ITU)。目前，华为在全球有36个联合创新中心，研究院(所/室)有14个。

　　华为坚持每年将10%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近十年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人民币 3940亿元。2017年，华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约8万名，占公司总人数的45% ，研发费用支出为896亿元，约占全年收入的14.9%。

　　任正非曾在一次采访中将华为定位为一家“全球企业”，因为“超过70%的员工来自当地”。截至2017年年底，华为员工约18万名，员工国籍超过160个。

　　朱恒源认为，企业的全球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仅提供产品；二是在海外建立公司，由企业本国的管理者去管理；三是当地人管理当地人。世界上知名的跨国企业都经过了“管理者的天花板”，但现在很多企业都已经由当地人管理，甚至已经接受外国人进入企业的核心管理层。在这一点上，华为尽管还停留在第二层次，但“已经是全球化程度相当高的中国企业”。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前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吴晓波对“全球公司”则有另一番解读。他表示，全球公司是近年来崛起的一种新公司形式，它在DMS，即研发设计－制造－服务三大价值创造环节上实现更完全的全球经营，即全球研发、全球制造、全球服务，其员工及各战略资源和市场上也实现了高度的全球化。

　　“华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崛起的‘全球公司’。它与西方原来意义上的基于本国的核心资源，尤其是技术资源，在世界各地开展经营的‘跨国公司(MNC)’不同。”吴晓波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

　　吴晓波曾访问过在埃及、英国、加纳等各地的华为公司，为其严格的、制度化的合规管理所折服。“跨越传统的国界和超越自我中心的全球运营是全球公司最大的特色，因而合规是其管理运营的核心——不仅遵循本国的法律法规，更应符合各国际组织的各种规范。”在他看来，华为是中国最早实行“合规经营”的公司之一，在全球各地与当地的法律法规制度有着严密的遵从体系和制度化的管理。

　　然而，就这样一个遵从当地法规、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的中国企业，目前正面临着被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围剿”的命运。

　　全球化进程中的成人礼

　　尽管很早就开始在美国设立研究中心和分支机构，但华为一直没能真正进入美国市场。即便如此，华为一直谨守美国法律，特别是2007年，孟晚舟主导与美国IBM公司合作，开始长达八年的华为IFS(集成财经服务)变革，构建了数据系统，并在资源配置、运营效率、流程优化和内控建设等方面建立规则，使华为开启了精细化管理之路。

　　这套源自美国的管理流程和制度，使得华为在全球化视野上更具有西方的管理思维，一直以来都将合规、安全作为管理红线。

　　今年4月，华为本欲凭借mate10系列手机进入美国市场，却因“中兴事件”不得不暂时搁置。

　　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以中兴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规定、把自己的产品销售给伊朗为由宣布对中兴的禁令。美方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

　　而据《华尔街日报》今年4月的报道，美国当时也在调查华为是否因“技术紧张局势升级而违反对伊朗的制裁”，却一直没有发布确凿的证据。对此，华为回应称，“我们希望美国不要采取可能进一步损害投资者对美国商业环境的信心，损害其国内经济以及正常、公开、透明和双赢的国际关系的行动。”

　　业内人士分析，美国制裁中兴，背后折射的是中国集成电路行业的问题。中国有着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但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主流产品仍然集中在中低端，基础能力上的欠缺，强烈依赖第三方的先进IP核、先进工艺和外包设计服务，最终行业将受制于人。

　　借由“中兴事件”，美国运营商拒绝了与华为的合作，甚至宣称华为手机存在“安全”问题。

　　5个月后，即今年9月，华为子公司海思半导有限公司推出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手机芯片麒麟980，主要用于华为手机。这一只给“自家用”的麒麟芯片一经发布，便引起强烈关注。此前，华为的手机芯片供应商主要是美国的高通和中国台湾的联发科。

　　尽管华为高层在多个场合强调，荣耀手机采用多芯片策略，即使华为有能力持续开发芯片，也并没有完全自产自用。在上个月公布的2018年度核心供应商名单中，来自美国的企业有33家，在芯片供应商中，高通和联发科依然在列。

　　在朱恒源看来，在集成电路(IC)领域，长久以来，以美国为主导，建立了一套基于集成芯片技术本身形成的商业制度体系，对这套知识产权设计和封装，通过专利费的形式分享收益，从欧洲到东亚，甚至是中国台湾，这套规则都受到完全的遵从，已经形成一套利益平衡机制。

　　而华为显然是打破了这种多年来被发达国家公司维护的利益平衡。但朱恒源认为这是技术进步的必然，“技术进步需要冲突，一套贸易结构的改变，需要经历风雨的历程，任何一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创新在全球崛起时，都要经历这样一个成人礼。”朱恒源表示，这是一个颠覆式创新的过程。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华为动的奶酪不光是IC领域，更是未来有着巨大发展空间的5G。随着5G时代的到来，各国展开激烈的竞争，其中中国和美国的竞争最为激烈。

　　今年5月，在3GPP主办的5G标准投票会议上，全球通讯企业对于未来5G使用的技术进行投票，其中分为长码、短码、控制码三个环节。竞争者主要是华为的Polar短码技术和高通的LDPC长码技术。

　　最终，华为以一票之差出局，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依旧需要付给高通大量的专利费。但经此一役，华为在未来的5G时代，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目前，华为已与二十多个国家的企业签署了5G商用合约。

　　这正是美国所担忧的。此前，美国提出禁止华为产品在五眼情报联盟之间使用，特别是五眼情报共享网络。作为五眼情报联盟成员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已经禁止华为进入其5G网络。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很早就和华为开展合作的英国，以及和华为一直合作良好的加拿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在此节骨眼上，美国以华为使用非官方子公司SkyCom来促进与伊朗的交易，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为由，要求加拿大拘押并引渡孟晚舟，更是将这一冲突充分暴露出来。

　　“这是各国在全球化竞争中，为保护各自既得利益，力图维护对本国公司利益而实施的各种法律行为。”吴晓波认为，由于新生的“全球公司”活动范围之广、之深，超越了传统经济立法，加上各自的立场和理解差异，导致了法律法规及其执行上一定程度的矛盾和冲突。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王江雨认为，孟晚舟事件让华为顿时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给其他国家坐实了华为在安全上有问题的印象，美国的盟友们在和华为打交道上会很谨慎，想尽办法去避免使用华为的技术和产品。而不一定听从美国意见的国家，在和华为打交道时也会很谨慎，认为华为是个“危险的企业”。

　　对于华为而言，虽然声誉和市场都会受到较大损失，一方面要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去应对，另一方面，也要展现出企业的独立性。“中国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护自己的国民，企业也是国民，但华为和政府是两个个体，双方不必配合，要展现出各自的角色。”王江雨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朱恒源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华为的几个声明都非常克制，这也是华为令人敬佩的地方。

　　但朱恒源并不认为华为会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某些国家以侵犯国家安全为由，劝说或禁止别国使用华为的产品，这是政治决策，但从长远来看，政治的权力不可能深入到所有领域，最后扼杀商业的机会。”

  在朱恒源看来，如果中国企业要推全球化，就要相信互惠互利的商业决策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全球化退潮的时候，中国和中国企业要扛起合作、共赢的全球化旗帜，而不是保护主义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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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晓波并不同意华为受到“阻击”“围剿”的说法，他认为这是“逆全球化”的一部分。在他看来，某些西方国家出于其某些方面的共同利益而对中国企业的采取竞争手段上的“逆全球化”措施，是违背了它们在长期的优势期中所一直标榜的“自由竞争”原则，不利于全球利益的最大化。

　　“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西方政客出于各种自私利益考量，而将本国法律置于国际法之上，以种种‘莫须有’的猜测和臆断，实行‘泛政治化’倾向。”吴晓波担忧地说，它将极大地破坏文明世界所信奉的、基于“公平竞争”基础上达到“来自竞争的繁荣”的市场机制。

　　“相信华为坚持合规经营的做法不会变，也相信中国政府会依法做好对此事件的理性处置，更相信全球文明体系的理性力量。”吴晓波表示，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崛起的“范式转变期”，更需要各国政治家们理性沟通，站在时代的新起点上，站在人类命运共同利益之上，携手共进，走出逆全球化的混沌。

　机器人开始“杀人”了。

　　前不久，亚马逊公司位于新泽西的运营中心发生了这样一起事故。由于一个机器人不小心刺破了防熊喷雾，且喷雾恰好从货架掉了下来，导致防熊喷雾中所含的大量浓缩辣椒素释放出来，造成了十多名员工呼吸困难，24人住院治疗，1人情况十分危急。

　　尽管最终没有人因此而丧失生命，但机器人的“谋杀”行为还是再次给人类上了严肃的“一课”。

　　机器人“杀人”早有前科

　　其实机器人导致人类受伤、乃至死亡的实例早已数不胜数。

　　早在四十年前的日本广岛，一家工厂的切割机器人在切钢板时，发生异常，将一名值班工人当做钢板操作，最终导致了工人的死亡；

　　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美国福特公司在密歇根州的铸造厂中一名装配线工人被工业机器人手臂击中身亡。福特被法院裁定赔偿该员工家人1000万美元；

　　到了1982年，日本山梨县阀门加工厂的工人在调整停工状态的螺纹加工机器人时，机器人突然启动，酿成悲剧；

　　更离奇的是，在1989年，前苏联国际象棋冠军古德柯夫和机器人对弈时，古德柯夫连下3局春风得意，说机器人的智力是斗不过人类的。戏剧性的是，机器人对手就在这时突然向金属棋盘释放了高强度电流，而古德柯夫的手恰好放在棋盘上。就这样，知名的国际象棋大师意外的丢了命。

　　......

　　而发生在最近也是最著名的事件就是2015年2月英国首例机器人心瓣修复手术。当时在手术过程中达芬奇机器人出现了“暴走”情况，不仅把患者的心脏缝错了位置，还戳穿了患者的大动脉。由于机器人主机运行时声音很大，主刀医生和助理交流只能完全依靠吼，期间，机械臂还数次达到了医生的手。

　　虽然，主刀医生Nair和助理见状由机器人手术回到了传统人工手术，但是正当他们要修补机器人犯下的错误时，患者的心脏已经非常“衰弱”了。一周后，接受这个英国首例机器人心瓣修复手术的患者不幸去世了。

　　这一事件的爆发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也让原本能够缝合葡萄皮、突破人手极限、在人手无法触及地方可以进行操作的达芬奇机器人，后续的推广应用造成了重大影响。英国最终经过了三年才搞清楚事故的原因。

　　主刀医生Nair承认在这一手术中自己才做医用机器人经验不足，心态过于着急，在手术之前根本没有完成操作的培训课程。同时，Nair也承认自己没有告知患者是英国首位接受机器人修复二尖瓣手术的患者，手术存在很高的风险，而采用传统人工手术方法存活率会更高。

　　虽然由于机器人所引发的事故四十年来不曾断绝，然而，造成诸多悲剧的最终祸首其实还是人。

　　这次亚马逊机器人“谋杀”事件也并不例外。

　　应用广泛但问题不小的机器人

　　当前，机器人在物流仓储行业的应用以及非常广泛和成熟。如亚马逊、阿里巴巴、京东、菜鸟网络等电商、物流公司都早已通过大面积使用机器人实现了从传统物流到智慧物流的升级。机器人应用的环节也非常普遍，包括仓储的分拣、打包、传送、搬运等。甚至，就连物流配送最难实现的自动化最后一公里，也有京东、美团等试图通过无人车和

　　无人机

　　去解决。

　　与此同时，仓储物流市场也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有机构预计，近年来国内的智能仓储物流市场规模将超过1400亿元。

　　本次发生事故的亚马逊仓库，也早在全球范围内投入使用了超过10万个机器人,，机器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应该十分可靠,但悲剧还是发生了。

　　据悉，亚马逊在其配送中心部署的这些机器人主要用于整理搬运物品。目前虽然没有引发这次事故原因详细的报告，但可以预知的是，引发事故的原因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包括员工上岗之前的培训、机器人设备操作是否遵循守则、以及机器人本身的稳定性和智能化是否达到要求等。

　　事实上，人类在使用机器人的过程中往往会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机器人不够智能、稳定性差。日本、德国乃至前苏联早年的科技发展速度较快，因此也较早使用了机器人这种“黑科技”。但无奈的是，当时无论是机器人的设计、稳定性都并不成熟和完善，也因此造成了机器人将工人当成钢板、机器人意外击中流水线工人、与国际象棋冠军对弈突然释放高强度电流等悲剧。

　　其次，就是人类本身急功近利的心态、或者操作不当的行为导致的意外事故。比如，英国手术的实例。以及同样发生在2015年7月德国Baunatal工厂的一场事故。当时一名工人负责协助安装机器人身处在安全笼之中，安全笼将工人与操作金属的机器人分隔开，但意外是另外一名工人也在现场却未身处安全笼中，所以这名工人被机器人当成了障碍物。由此引发了悲剧。

　　此外，还有技术方面的限制，在无人驾驶领域也尤其明显。今年3月，Uber的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就意外撞死了一名行人。根据当地警察局局长发言可知，受害人当时是从阴影中突然出现在马路上，而任何一种模式下的无人驾驶都难免避开这种碰撞。而技术角度的解释就是，无人驾驶传感器融合方案的限制，导致在恶劣天气以及夜晚等情况下视觉和行人识别有误甚至无法识别的现在。

　　取代人类or解放人类？

　　在1940年，科幻作家阿西莫夫为了防止机器人伤害人类提出了“机器人三原则”：

　　1.机器人不能试图伤害人类，也不能看见人类受伤害袖手旁观；

　　2.机器人应该服从人的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原则；

　　3.机器人应该保护自己，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原则。

　　然而，这三个原则逻辑漏洞明显，也无法解决实际问题。随着机器人、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应用落地，由其引发的安全问题成为了许多人关注的焦点。甚至，还有一部分业内人士为此感到担忧。特斯拉CEO马斯克就曾经在Twitter上表示，“我们要非常小心人工智能，它可能比核武器更危险” 。史蒂夫·霍金也曾说，人工智能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危险”，机器人可能会找到改进自己的办法，而这些改进并不总是会造福人类。”

他认为，人工智能的进化并不必然是良性的。而一旦机器人达到能够自我进化的关键阶段，人类就无法误测它们的目标是否与人类相同。人工智能可能比人类进化速度更快，人类需要确保人工智能的设计符合道德伦理规范，保障措施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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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2017年人工智能国际会议上，马斯克、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研发“阿尔法围棋”的深度思维公司创始人哈萨比斯等科技界名人兼从业者签署了公开信，呼吁联合国应该像禁止生化武器一样，禁止在战争中使用致命的自主武器和“杀人机器人”。

　　而亚马逊也曾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过一份报告，该报告表明亚马逊正在研发一种保障机器人安全性的新技术。该技术可以通过定位有效地防止仓储中心的机器人意外伤人。

　　其实，人类对机器人的认知和期待可谓千人千面。在普通消费者眼中，机器人发展太慢，不够“智能”无法思考；在部分专家眼里机器人发展很快，进化到最后很可能取代人类。

　　究竟是取代人类or解放人类？

　　That is good question。

腾讯2018年员工大会今天刚刚结束，张小龙的金句集锦已经流传开来了：“互联网的发展史，就是套路发展史”“互联网的本质是消除信息不对”......本文作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互联网也带来了更多的信息不对称，这是因为，不管是互联网的技术和制度，都逃不开对物理世界的依赖。

今天是腾讯2018年的员工大会，微信之父张小龙的演讲语录刷屏全网。其中有几句：

1. 自古套路得人心，这是一个套路的舞台，如果要做套路，请高级一点；2. 互联网的发展史，就是套路发展史，用套路去欺骗用户、误导用户；3. 大部分产品都在欺骗用户，你做各种滤镜，你说“记录美好生活”，但生活其实是不美好的；4. 互联网的本质是消除信息不对称；5. 善良比聪明更重要，AI可以比你更聪明，但是你比AI更善良。

一、关于“互联网的本质是消除信息不对称”

互联网的元设定是：当信息足够公开，话语权足够平等，并且时间足够长，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

这不是互联网的原创，这是民主自由理念借用新技术的载体放大出来了。互联网的一些旁支，如开源社区、云计算、区块链，也更是建立在这个设定上。

但事实上，人们常常忽略了“时间足够长”这一条。毕竟你我皆凡人，我们总会高估短期的影响，低估长期的影响——长期的很远未必能活到看得见，但短期的影响，也许就是切肤之痛，也许就是爽上云霄——刀架脖子上，问你要现在还是要未来？

开源系统、开源软件不等于就是安全，它只是比闭源系统“更可能安全”。

云计算的服务支撑能力也并不是真的无限可扩展，它只是在假设条件下，一定空间上的可伸缩。

区块链，更是一个美好的技术理念，但它所建构的基础，却诚然是我们“肮脏”的物理世界，“腐朽”的人性社会。

互联网更不是真的没有信息不对称——相反，互联网也带来了更多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上，大家都有在互联网上浏览的权利，也都有在互联网上发言的权利，看似平等。但当把所有信息放在一起，请问，你能找到你要的信息么？最后只能求助一些独揽乾坤的不良商家。

同样的，当几十亿人放在一起，让你平等地有机会说话，听几辈子都听不完，谁有耐心听？最后的结果是：你我只能关心最亲密的一些人说的话，和我们在物理世界同样会关心的那些名人的言论——所以明星和大V就有了更大的舞台。

这就是互联网逃不开的物理依赖。

它基于美好的梦想被发明，但落在物理世界上，却成了旧世界的问题放大器——当然，它也自然是在解决了旧世界的旧问题后，才带来新问题的。

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纵观中国历史，有几个重要的节点，有诗云：

周王分封定礼制，秦皇一统建郡国；汉武开边独尊儒，唐宗科举英才彀；宋祖释兵工贸喜，明皇百业萝卜坑；康乾自得国门闭，慈禧老来洋务兴。

——我这首诗写得不怎么样，但至少可以说明：后代帝王所建的功业，要么是建构在前代之上，要么就是根据需要把前代的给推翻，反反复复不过如此。

我们也不能忽略历史上众多改革，从李悝吴起公孙鞅，到贾谊晁错桑泓羊，再到王安石、张居正，这些改革家大多搞不成功，搞成功的最后也是身死当朝。最幸运的应算张居正，死后才被挖坟抄家。但他们的努力，你会发现，也很多不是深彻的“变法”，越深彻触动的利益越大，所以才会最后越成功越不得好死。

是不是因为他们只是大臣，所以不可避免权力不足呢？

历史上倒有一个皇帝主持变革的例子：北魏孝文帝据有北方又想做千古一帝，作为入主中原的鲜卑人，必然要融合汉族和少数民族，所以他让所有鲜卑人用汉姓，说汉话，变革不可谓不强烈，作为一代强主，他的权力也不可谓不大。结果呢？在他活着的时候，变革确实都得到执行，但他一死，国都亡了——全怪他把整个鲜卑族的根基都断了。

所有的变革，都逃不出上一代变革的窠臼，甚至愈演愈烈。它不过是改良的激烈版罢了——毕竟吃瓜的还是那些群众（别名韭菜），不过是故事最后的利益集团换了另一拨人罢了。

说到这，不得不赞叹美国建国史的特别——一片全新的大陆，无力对抗的原住民，初始注入的清教徒理念，第二三四批移民依序进入，全球冒险家源源不断的加持，使用近代西方三权分立等先进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以及蒸汽机等新技术，重新组织在一起。就如一个实验室环境一样的建构，这是多少革命家的梦想设定。

一个两百多年的新兴国家，不断打怪升级，用一百多年就成为世界头号大国，并且至今还在引领世界的各种科技创新。电灯、电话、电脑，飞机、航母、原子弹，当然还有互联网、Windows、iPhone和Android，更不用讲我们今日还在炒的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全是美国人的发明，每一个都改变了世界。

但美国的这种“创业”方式，其他地方的革命家们除了流口水也没有什么办法——有后车之鉴：照搬美国宪法的利比里亚，号称黑人版的美国，最后也只是成为世界政治史上的著名失败案例。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三、技术和制度，都逃不开与物理世界的依赖关系

技术的背后都是人。有些技术型的公司，经常宣称：技术无罪，技术没有道德。但技术背后是人，是人就会有道德感。

道德，无非就是人与社会共赢协作的软边界。

大家都在高中数学学过微积分，用n个矩形去拟合曲线的面积，等n等于正无穷，误差就是0。某种角度上，法律就是那些矩形，道德就是那个曲线。因为现实的n不可能等于正无穷，所以误差就必然存在，特别是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误差就很大。某些人就喜欢在这样的缺口寻租，在危险的边缘试探——用他们擅长的套路。

就如小龙说的“互联网的发展史，就是套路发展史，用套路去欺骗用户、误导用户”。

他还说“大部分产品都在欺骗用户，你做各种滤镜，你说‘记录美好生活’，但生活其实是不美好的”。

在我看来，只有当美成为共识，美才能成为现实。因为大众审美的本质是由现实输入形成的，并且，现实又是由大众共创所成的。

我们没有太多资格去口诛笔伐今日的互联网乱象，我们就是那个乱象的一份子。我们能做的，是期待未来的美好，并用实际努力去迎接它。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我们应该相信，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实是会跟着提升的。

日本作家三浦展在著作《第四消费时代》中讲述了很多日本社会在从“第三消费时代”到“第四消费时代”（当下）的过渡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追求“共享”和利他的社会现象。他说：

这种共享意识，或者说利他主义的意识，其基础是拥有丰富的物质。每个人都持有一个或更多的耐用消费品，服装、杂物等也有很大的富余，正是因处在这种消费过剩的社会中，人们才有可能把自己不用的东西拿出来供他人使用，希望能为他人派上用场。

这和管子的说法如出一辙。中国当下大概处在日本的“第二消费时代”到“第三消费时代”的过程中，社会整体发展晚了20-40年。所以会有很多追求物欲的表现，有追求个人私利大于公利的行为，特别是当他们掌握了新技术，更容易恶胆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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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在讨论各种技术的时候，没有讲到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当然是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并且即将成为现实，但人们也在恐惧它成为人类的敌人——然而，它根本不会变成人的敌人，因为它的背后也是人。我们要担心的，是当坏人掌握了更强大的武器，他要向我们发起更剧烈的攻击。

所以在这一刻，“聪明比善良更重要”，这个呐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5G的到来，终端设备会发生变化，变在种类会增多，变在本地存储会变小。5G的速度，足以让人们将个人信息送至云端，那么本地的内存容量就不那么重要了。手机的性能配置也会因为需求的变弱很有所下滑，设想一下，也许5G到来之后，人们就不在需要手机这种终端设备了。

5G连接将会模糊终端云端界限

5G的一个独特技术转变就是能让用户与云端时刻保持连接。智能手机的存储容量从64GB上升到128GB，再上升到256GB，增加了智能手机的成本，这是导致智能手机的售价一直在上涨的部分原因。而在5G来临之后，这一趋势就会被颠覆，因为用户不再需要手机有这么大的本地存储容量了。因为5G时代将多模4G/5G连接集成至智能手机中的技术成本，可以与减少手机内存所节省的成本相抵消，而且5G手机会更多地依赖于云端存储。

5G的到来用户将越来越依赖于云存储和云连接。从2019年开始拥有的智能手机，也就是从4G终端到5G终端的迁移。终端云端界限将被模糊，5G的速度足以让人们将信息传至云端，取代终端的本地存储。

云端存储会因5G的到来越来越多，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利用率会逐渐变低，人们将大量的信息从手机等设备移至云端，云端终端界限逐渐模糊。

5G时代 云揣在用户口袋

5G将会带来高速，低时延的网络体验，而低时延是一切的基础。当云处理数据与用户交互之间的延迟，与用户自身的反应时间一样快时，就是商业模式转变的开始。到那时，"云"就揣在每个5G用户的口袋里，随身携带。5G时代带宽将更大、延迟将更低，5G手机将变身为显示器，而大多数的处理功能则由边缘云执行。

因此，边缘计算会引发热潮，将处理越来越多的用户数据，作为新型的数据计算架构和组织形态，边缘计算扩展了数据计算的范畴，将计算从云中心扩展到了设备端，边缘计算与云相辅相成，为用户就近提供智能服务。5G时代，边缘计算成为时代的宠儿。

5G给传统终端带来创新体验

5G时代的应用将不仅是在手机中，也在PC中，带来PC的发胖之路。从4G到5G的加速转变，PC产品也将与云端保持联系。

此外，5G的到来还会给终端产品带来更多的创新。就目前来讲，人们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移动终端设备主要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但是随着5G时代的到来，移动终端的范围会逐渐扩大，不仅局限于现在的领域，更加多元化的智能产品将诞生。

例如，手机会随着用户的云转移而发生改变，可穿戴设备也会更加多种多样，家庭物联网设备会更懂你。这种未来趋势，是第五代通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智能终端产品的市场在逐渐扩大。这种智能产品范围的扩大将更好地利用新时代的信息，为人们生活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5G终端面临巨大射频挑战

5G的发展面临着很多挑战，比如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射频挑战。未来5G时代，大家既会看到高频频段，同样也会看到中频段，甚至低频段。5G并不在于单独选择毫米波频段，还是选择6GHz以下频段，而且与所有频段都相关。因此，对于5G，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系统都将共同运作，从而引发市场的再一次激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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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有上千种频段组合，而5G加上4G载波聚合将有上万种频段组合，所以让射频前端变得更加智能，无论是在4G网络、5G网络、都可以实现调谐。而这项技术将让市场机遇扩大 ，5G的发展也将是企业拓展市场的大好机会。

结语

信息云端转移，本地存储的作用逐渐被取代，消费者将购买终端设备的资金来购买属于自己的云，将信息存储在云端，也许智能手机的性能都不需要那么强劲了。